陶行知崇高的“富贵不能淫”的人格精神

南京华夏实验学校  陈国经   于日良

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时，就树立了为中国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思想。1916年2月16日写信向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罗素表达志愿：“我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家合作，为我国人民组织一个有效的公众教育体系……发展和保持一种真正的民主，那将是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和自由的理想境界。”1917年夏他学成回国，轮船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，归国学生曾开座谈会，许多人谈了回国后仕途财路之梦，陶行知却说：“我要让全中国的人受教育！”他被南京高等师范学堂郭秉文聘为教育专科教员，主讲教育学、教育行政、教育统计学，不久又担任教育专修科主任，1919年又兼任教务主任。这些教职应当说是符合陶行知的志愿。陶行知的儿子陶宏回忆说：“爸爸每月400元薪水，相当于七八两黄金，比教授最高的薪水还多100元，那时期，我们家的生活过得最舒适最幸福。”可是他却从1923年开始，四五次向郭秉文校长提出辞呈，要致力于平民教育、生活教育、乡村教育，从1926年开始，抛弃富贵，与学生一道赤双脚，拔茅草，抬石头，与马牛羊鸡狗猪做朋友，办起晓庄学校，从此，走上自己办学，为穷苦人民服务的道路，并且毫不动摇地抵制了高官厚禄的诱惑。

首拒北洋军阀政府的校长之任命

从1921年起，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和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的主任干事，为普及教育奔波于全国。先后陪同美国杜威博士、美国教育家推土及麦柯尔到中国各地调查并讲学，由陶行知口译。他参加了世界万国教育大会，1921年12月，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教育调查讨论大会，教育总长汤尔和各省教育厅厅长、各教育会负责人和教育学术团体代表、大学校长和教育系主任一千多人与会，陶行知的组织能力和勤恳精神受大家尊重。1923年5月，汤尔和总长任命他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（武汉大学前身）校长，但陶行知坚决拒绝了。

他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屡屡镇压学生爱国运动，他厌恶那些贪婪、腐败、愚昧、自私的军阀官僚。在1910年—1914年就读于金陵大学时，就多次著文、演讲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，他的毕业论文《共和精义》获第一名。他认为要让全中国的人受教育，就得做到“富贵不能淫”。

不做河南省的教育厅长，但可帮助

1927年，河南省督军冯玉祥听说陶行知在晓庄办乡村教育，这符合冯的人人读书、人人识字的主张，亲自到晓庄学校来视察。12月底发电邀请陶行知任河南教育厅长，虽然陶行知很敬重冯玉祥，但回电坚辞不就，说：“晓庄事业，我要整个的身子干下去！”但冯仍邀请他短期帮忙，协助规划河南的教育工作和指导部队识字运动。并答应捐款盖晓庄校舍。

陶校长召开会议，请大家发表意见，到底去还是不去。经讨论表决，多数人允许去，但有附带条件，一定要赶在年后2月1日第三次招生的前三天回来。陶行知带着许士骥同去河南，陶行知推荐好友凌冰做河南教育厅长。陶、许考察开封、郑州的教育后，制订了河南教育发展规划，并编制《军人识字课本》，在部队示范教学，培训教员，开展兵教兵识字课本，在部队示范教学，开展兵教兵识字运动。冯玉祥招待很好，陶行知为创办晓庄学校掉了十斤肉，又黑又瘦，现在恢复了，阴历除夕前日，特地照相，寄给母亲、妻儿，写《小影回家》诗序：“家人望吾寄照片甚殷，因面瘦不敢寄者数月，近来长肉二十磅，颜色已复旧观，家人见之，必可大慰，特照一相片题诗寄去。”诗云：“明日已除夕，后日是新年。身在千里外，心里自团圆。”亲人甚喜。

到了招生前三天，晓庄师生在犁宫山坡上远望，等到太阳快落下，有人说：“陶校长从远方路上出现了，大家欢呼着迎上去拥抱他。校长告诉大家，冯玉祥捐2500元，请盖河南陕西、甘肃校舍三馆，大家为晓庄学校兴旺而欢腾。

两次婉拒母校聘任做校长

1923年夏，金陵大学校长他任离职，董事会和中国教授一致认为，金大校长一职非陶行知莫属，可是他婉谢了，虽然他热爱培养自己的母校，但他正忙于全国的平民教育运动，以实现让全中国的人受教育的理想，不得不舍弃有优厚待遇的金大校长之职。

1928年夏，正当陶行知忙于扩建晓庄学校、第四次招生时，陶行知的同学、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因金大被中国收回，与宗教组织产生矛盾，而且见大名鼎鼎的陶行知赤脚抬石头十分心疼，乃向董事会建议，让陶行知做金陵大学校长。但陶行知婉谢了聘请。

陶行知关心着母校。1927年母校校长文怀恩和五个老师被杀，五幢教师住宅被焚，这令他悲痛。可是，晓庄学校迅速发展，改造农村的大晓庄计划已经形成，幼稚园、多所中心小学、晓庄中学以及医院、夜校、茶园、工厂等都已开办，他全身投入他的事业。所以，他谢绝母校第二次聘请。

拒绝纷至沓来的高官厚禄的聘任

1938年10月，陶行知完成到世界38国和地区宣传抗日后，回到了大本营武汉。10月7日拜会第五战区司令、安徽省长李宗仁，李很欣赏他提出的“坚持持久抗战，就得需要全面的抗战战术，更需要全面的抗战教育与之配合主张，当即约他任安徽教育厅长，希望他为家乡服务，在全国搞出个抗战教育的典型。但陶行知却当即婉谢不就。

陶行知解释说，1917年留学毕业刚回国，大批安徽老乡亲邀请我就任安徽教育厅长，我说，我不仅要为安徽教育服务，更要让全中国人受教育。《新华日报》10月5日已报道我晤见蒋委员长情况，他想利用我到政府做官，我向蒋申述回国三愿，决心要做三件大事，一是创办晓庄研究院，培养高级抗建人材；二是办难童学校，收养在战争中大量流离失所的人材幼苗；三是在港创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，动员侨胞抗日救国。委员长只得取消原来打算，当面表示赞同这三件大事。现在岂能改变计划。李宗仁只得作罢。

陶行知到达武汉的消息不胫面走。各省各大学竞相聘任他去做官。有的多次面谈劝他出任，有的省长抢着发给他聘书。他一一谢绝。他退回了做安徽教育厅长、四川教育厅长、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书。有天，宋美龄宴请陶行知，说先生是青年领袖，为了抗战，请你参加国民党，并担任三青团中央总干事之职。陶行知担心拒绝会伤她面子，就灵机一动，说道：如果三青团广泛接纳抗日青年，不排除任何党派的青年，就可以考虑。自然，蒋介石不会同意这个条件。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。

周恩来、邓颖超为了保护陶行知，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多次邀请陶行知去延安指导工作，或去视察调研也行。陶行知回答：我虽日夜向往延安，但我丢不下育才学校这些难童，将来总会去延安的。他先后派出100多位学生去了延安，投身革命事业。

陶行知告诫教师，具备了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美人不能动“精神，才能做了崇高的教育家”。